班固

基本释义

  班固的生平概述
  班固，字孟坚，生于东汉建武八年，卒于永元四年，扶风安陵人士。其家族世代治学，父亲班彪以史学见长，曾续补《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固幼承庭训，博览群书，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与崔骃、李育等才俊交游，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建武三十年，班彪病故，班固返乡守孝期间开始整理父亲遗稿，立志完成《史记》之后的汉代通史著述，由此开启《汉书》的编纂事业。
  代表著作《汉书》
  班固耗时二十余年撰成的《汉书》，是中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巨著。全书包含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百篇八十余万言，系统记载了西汉二百三十年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貌。其中《地理志》开创疆域政区体例，《艺文志》首建图书分类体系，《食货志》详述财政制度，均为后世史书垂范。该书摒弃《史记》通史体例，确立以王朝为断限的修史范式，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
  文学成就与思想特征
  除史学贡献外，班固亦是东汉辞赋大家。其《两都赋》以长安与洛阳对比，铺陈汉室德政，开创京都大赋体制；《幽通赋》则展现其哲学思考。班固秉持儒家正统史观，强调“宣汉”思想，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以道德品第历史人物，在《白虎通义》中系统阐释谶纬学说。这种将史学与经学深度融合的治学方式，体现了东汉官方学术的典型特征。
  晚年际遇与历史地位
  永元元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并撰《燕然山铭》刻石纪功。四年后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免官，最终死于洛阳狱中。其妹班昭与学者马续补写《汉书》未完成的《天文志》及八表，使这部巨著终得全帙。班固开创的断代史体例被历代正史沿袭，其文史互鉴的治学方法对郑玄、范晔等学者影响深远，堪称中国史学体系的奠基者之一。

详细释义

  家学渊源与早期教育
  班固的学术基因深植于其家族文化传统。祖父班况在成帝时期任越骑校尉，姑祖母班婕妤以才学受宠于汉成帝，父亲班彪更是著名史学家，曾撰《史记后传》六十五篇。这种家学环境使班固自幼接触皇家典籍，九岁便能诵读《诗经》《尚书》，十六岁进入洛阳太学后，师从大儒桓荣研习《左传》，同时涉猎诸子百家。太学期间与傅毅、崔骃等文人唱和，所作《竹扇赋》已显露出扎实的文学功底。建武二十三年其父病逝，班固返归故里守丧期间系统整理父亲遗稿，发现《史记后传》尚未臻完善，遂立志“探撰前记，缀集所闻”，开始《汉书》的史料准备工作。
  修史风波与仕途转折
  明帝永平五年，有人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其被拘入京兆狱中，书稿尽数查抄。其弟班超急赴洛阳申辩，说明班固修史意在颂扬汉德而非诽谤朝廷。明帝阅稿后深为赞赏，不仅赦免其罪，更任命为兰台令史，授予整理皇家藏书之职。这次因祸得福的经历使班固获得接触东观、石室等宫廷秘阁档案的特权，为《汉书》编纂提供了权威史料来源。此后二十年他历任校书郎、典校秘书，在官方支持下专职修史，逐步构建起涵盖纪传表志的完整史书体系。
  《汉书》的体例创新
  班固在史书体例上作出多项开创性贡献。他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创立《律历志》《礼乐志》等十志，其中《地理志》首次系统记载郡国区划、山川物产；《艺文志》借鉴刘歆《七略》，构建六略三十八种的图书分类法；《食货志》详述土地赋税制度，开创经济史专章。纪传部分增设《惠帝纪》以补《史记》缺漏，在《项羽传》中客观记录其历史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今人表》，以九等品第评价历史人物，虽遭后世“乖戾失当”之讥，却体现了汉代经学影响下的道德史观。
  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想
  班固的文学成就与史学相得益彰。永平十七年所作的《两都赋》，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论辩结构，铺陈长安形胜与洛阳德政，其《西都赋》极写宫室田猎之盛，《东都赋》则强调礼乐教化的治国理念，开创了京都赋的典范。在《离骚序》中他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反映出儒家明哲保身的思想倾向。章帝建初四年，班固参与白虎观会议并撰《白虎通义》，将谶纬学说与经义结合，提出“三纲六纪”伦理体系，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也渗透在《汉书·五行志》的灾异记述中。
  军事参与与晚年悲剧
  和帝永元元年，班固以中护军身份随窦宪北伐匈奴，参与稽落山战役大捷后，受命撰写《封燕然山铭》。该铭文以四言韵语刻石纪功，“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的雄浑文风，成为边塞文学的重要遗存。然而永元四年窦宪被迫自杀后，班固因曾为其幕僚被免去官职。洛阳令种竞借机报复（班固曾杖责其家奴），将其收押狱中，这位史学巨擘最终在六十一岁冤死狱中。其逝世时《汉书》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竟，幸得妹妹班昭奉诏续修，学者马续协助补写，方使这部巨著得以完整流传。
  历史影响与学术评价
  班固确立的断代史体例被后世二十三史沿用，其开创的艺文志、地理志等专题成为正史标准模块。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汉书》“迁固之书悖矣”，却仍承认其“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宋代郑樵虽讥其“断代为史，失会通之旨”，但《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明显继承《汉书》十志传统。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肯定其“体方用智”的史学智慧。现代史学家吕思勉指出，《汉书》虽缺乏《史记》的哲学高度，但史料缜密性与制度记载的系统性堪称纪传体史书的范式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