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

基本释义

汉乐府核心定义
  汉乐府是中国汉代设立的国家音乐管理机构，其职能涵盖宫廷礼乐制定、民间歌谣采集与乐曲创作。该机构始建于汉武帝时期，由著名政治家李延年主持设立，旨在通过系统性的音乐整理工作强化礼乐教化功能。乐府不仅是音乐表演机构，更是兼具文学采集与创作功能的文化中枢，其运作模式开创了中国古代官方音乐文学体系的先河。
机构职能与运作机制
  乐府机构设有令、丞等官职，配备专业乐工与文人。其核心工作包含三大板块：一是改编前代遗留的宗庙乐曲，二是组织创作歌颂当朝功德的宴飨乐曲，三是派遣专职人员赴各地采集民间歌谣。这种采诗制度使得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民间作品得以保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孔雀东南飞》等叙事长诗。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采集的民歌达三百余首，涵盖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区域。
文学价值与历史影响
  乐府诗突破《诗经》四言体式，发展出五言、杂言等新体裁，语言风格质朴直白，善于通过生活场景展现社会矛盾。作品主题多聚焦战争压迫、阶级矛盾与爱情悲剧，如《战城南》揭露战场惨状，《陌上桑》歌颂女性智慧。这种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深刻影响了建安文学与唐代新乐府运动，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卖炭翁》皆可见其遗风。
历史流变与文献传承
  东汉末年乐府机构逐渐衰微，但其采集的诗歌经由《宋书·乐志》《玉台新咏》等典籍传承。北宋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成为集大成者，将乐府诗划分为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十二大类，为后世研究提供系统框架。现存汉乐府诗约百余首，成为研究汉代社会风貌与语言艺术的重要窗口。

详细释义

制度渊源与创立背景
  汉乐府的设立根植于周代采诗观风的传统，但形成制度化体系则始于武帝时期。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正式设立乐府机构，此举既有强化中央礼乐建设的政治需求，也包含通过民间歌谣体察民情的统治智慧。与周代采诗制度相比，汉乐府的创新在于设立专职官员与固定机构，形成持续性的采风创作机制。太乐令与乐府令的分工明确，前者主管传统雅乐，后者专注新声俗曲，这种双轨制体现汉代音乐文化的包容性。
组织机构与人员构成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乐府设令一人（秩六百石），丞三人（秩四百石），下设音监、游徼、仆射等职务。专业人员包括诵诗官、夜诵员、柱工员等八百二十九人，另设“赵代秦楚之讴”专项采风团队。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期间，曾组织司马相如等数十位文人参与歌词创作，张骞通西域后更引入横吹、胡笳等少数民族乐器，形成多元音乐融合格局。
诗歌分类与艺术特征
  现存汉乐府诗可按音乐类型分为四大系统：一是郊庙歌辞，代表作为《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用于宗庙祭祀；二是相和歌辞，采用丝竹相和的演奏形式，包含《江南》《薤露》等名篇；三是鼓吹曲辞，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乐，代表作《战城南》充满悲壮气息；四是杂曲歌辞，多为失传曲调的歌辞，如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艺术上普遍采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通过个性化对话（如《上山采蘼芜》）、细节白描（如《孤儿行》中“手为错，足下无菲”）增强叙事真实感。
题材内容与社会镜像
  战争题材作品深刻反映汉代征戍制度的社会代价。《十五从军征》通过老兵归乡见闻，展现“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的荒凉景象，揭露长期兵役制对基层社会的破坏。阶级矛盾题材如《东门行》描写“盘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贫民被迫铤而走险。女性题材作品尤为突出，《陌上桑》以戏剧性冲突展现采桑女罗敷的机智，《孔雀东南飞》则通过焦仲卿夫妇悲剧控诉封建礼教。
文学史地位与传承影响
  建安时期曹操父子大力创作乐府诗，《蒿里行》《短歌行》既延续汉乐府现实精神，又开创慷慨悲凉的诗风。唐代李白将乐府旧题发展为《将进酒》《行路难》等浪漫主义杰作，杜甫则创新题乐府传统，写下《兵车行》等反映安史之乱的名篇。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其《秦中吟》十首直接继承汉乐府批判精神。
文献整理与研究脉络
  南朝沈约《宋书·乐志》首次系统记录汉乐府曲调来源，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考证一百二十余首乐府诗本事。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百卷本成为集大成之作，其按音乐类别编排的体例沿用至今。现代学者闻一多《乐府诗笺》开创现代注解范式，余冠英《乐府诗选》则通过详实注释揭示社会历史内涵。近年来出土的汉代简牍（如海昏侯墓乐谱简）为研究乐府音乐形态提供新史料。
文化基因与现代转化
  汉乐府确立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创作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其叙事手法影响后世戏曲发展，《孔雀东南飞》故事被改编为数十种地方戏版本。现代音乐创作中，作曲家王洛宾采集西北民歌时采用的田野工作方法，与汉乐府采诗制度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中小学语文教材持续选用《江南》《长歌行》等作品，使乐府诗蕴含的人文精神在当代持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