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盗了多少宝物

1928年，军阀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悍然盗掘了清东陵中的乾隆裕陵与慈禧定东陵。这一事件震惊中外，被盗珍宝数量之巨、价值之高，至今仍是历史谜团。本文依据官方档案、当事人回忆及后世研究，试图梳理这场浩劫中流失文物的可能数量与流向。我们将从盗掘背景、具体过程、已知清单、各方追查、国际影响及历史余波等多个维度，深度剖析“东陵盗案”的宝物之谜，揭示其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在中国近代文物流失史上，1928年发生的清东陵盗掘案，无疑是最为触目惊心的一页。军阀孙殿英指挥其部下，用炸药强行炸开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地宫，将其中随葬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这场以“军事演习”为幌子的公然盗墓，不仅是对前朝皇室陵寝的极大亵渎，更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国家级文物浩劫。近一个世纪以来，“孙殿英到底盗走了多少宝物？”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历史研究者与公众心头。由于盗案发生后文物迅速流散，加之当时政局混乱，缺乏系统清点，使得被盗宝物的确切数量与清单成为了一个几乎无法完全解开的谜题。然而，通过梳理留存至今的各类档案文献、当事人供词以及后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仍能拼凑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图景，窥见那场文化灾难的冰山一角。

       盗掘行动的背景与精心策划

       孙殿英盗掘东陵，绝非一时兴起的土匪行径，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军事化行动。1928年，正值北伐战争后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孙殿英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驻防于河北蓟县一带，此地与清东陵所在的马兰峪近在咫尺。军队粮饷短缺、装备匮乏是当时许多杂牌军的普遍困境，而富丽堂皇、传说藏有无数珍宝的清代帝后陵寝，无疑成了孙殿英眼中解决财政危机的“捷径”。他以剿匪为名，驱散了当地的旗丁护陵人员，并划定军事禁区，断绝交通，为盗掘行动创造了外部条件。整个行动从勘探到实施，都动用了工兵等专业兵种，显示出其志在必得的决心。

       裕陵与定东陵：两座宝藏的沦陷

       孙殿英的目标非常明确，即清朝鼎盛时期最富有的乾隆皇帝及其身后清朝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陵墓。乾隆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又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其裕陵修建时间久、规格高，陪葬品极尽奢华。而慈禧太后生前穷奢极欲，其定东陵在光绪年间曾耗费巨资重修，内部装修与陈设甚至超越皇帝陵寝的标准。因此，这两座陵墓成为了盗掘者的首要目标。据后来被捕的盗陵军官供述，他们首先炸开了慈禧的定东陵，获取珍宝后，又转而炸开乾隆的裕陵。地宫被强行开启后，棺椁被斧劈刀砍，尸骨被抛洒践踏，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现场一片狼藉。

       震惊世间的盗宝清单雏形

       案件曝光后，举世哗然。以溥仪为首的清朝遗老们悲愤异常，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控诉。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局进行了调查，并逮捕了部分参与盗掘的军官。从这些涉案人员的口供、后来一些销赃者的回忆，以及清朝内务府档案中关于殉葬品的零星记载中，后世研究者整理出了一份极不完整但足以令人瞠目的宝物清单。这份清单更多反映的是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顶级珍宝，而非全部。例如，来自慈禧地宫的宝物包括：口含的夜明珠、身旁放置的翡翠西瓜、翡翠白菜、玉藕、珊瑚树、金丝锦被、以及大量珍珠、玛瑙、宝石镶嵌的各类首饰和礼器。乾隆裕陵中，则以其冠冕上的明珠、朝珠、佩剑、名贵字画（据传有王羲之、米芾真迹，但此说存疑）以及大量玉器、金器著称。

       “夜明珠”与“翡翠西瓜”的传奇

       在所有被盗宝物中，几件极具传奇色彩的物品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也成为了东陵宝藏的象征。首推便是慈禧口含的那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后来为自己辩解开脱时所述，他将这颗宝珠送给了当时的权贵，以求疏通关系。这颗夜明珠被描述为分开是两块，合拢则是一个圆球，在黑暗中能发出幽幽的寒光，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另一件珍宝是“翡翠西瓜”，据称瓜皮翠绿，内嵌黑籽红瓤，栩栩如生，共有一对，均为罕见翡翠雕琢的极品。这些描述虽带有文学渲染色彩，但它们频繁出现在多份相对可靠的证词中，暗示着此类绝世珍宝确实存在，并已在盗案中流失。

       难以估量的文物数量与门类

       若试图给盗走的宝物一个具体数字，无疑是困难的。当时的报道和调查多用“装载了二十大车”这样的模糊描述。学者们分析，被盗文物主要涵盖以下几个大类：一是金银器，包括金棺、金饰、金佛像、金质器皿等，数量巨大，许多被当场熔化成金块以便销赃；二是各类玉石翡翠，如上述的翡翠西瓜、白菜，以及各种玉佩、玉璧、玉雕陈设，这是清宫收藏的强项；三是珍珠宝石，从冠冕、朝珠、首饰上拆下的东珠、珊瑚、蜜蜡、红蓝宝石不计其数；四是高级丝绸织物，如慈禧的陀罗尼经被，上面缀有大量珍珠；五是可能存在的古籍字画。每一类都数量惊人，其总量应以千件甚至万件计，且件件都是宫廷御制精品，艺术与历史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

       销赃网络与宝物的急速流散

       盗掘得手后，如何将宝物变现成为孙殿英的当务之急。一个庞大而隐秘的销赃网络迅速启动。大量金银珠宝被运往北平（今北京）、天津、青岛等通商大埠。在天津，一些外国洋行、银行以及当地著名的珠宝店、古玩店，如“琉璃厂”的一些商户，都成为了潜在的销赃渠道。许多珍宝被拆散，宝石从金托上取下，珍珠从串上分离，珍贵的文物被当作普通的金银珠宝原料或饰品出售。更有大量顶级宝物，通过中外古董商，流向了海外收藏家或博物馆。这种“化整为零”的销赃方式，使得这批国家级文物在极短时间内便消失于市场，融入了全球文物走私的暗流，为后来的追索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当局的追查与不了了之

       尽管社会舆论沸腾，但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却雷声大雨点小。孙殿英利用盗得的珍宝上下打点，据说将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将慈禧朝珠送给了戴笠，将宝剑送给了何应钦或蒋介石（说法不一）。最终，这起震惊中外的特大盗墓案竟以“查无实据”或仅惩处几名低级军官而草草收场。孙殿英本人并未受到实质性法律制裁，反而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继续活跃。官方的追查行动虎头蛇尾，不仅未能追回主要文物，也未能建立起一份完整的失窃清单，这成为了中国近代文物保管史上一个永恒的污点和遗憾。

       薄仪与清室遗老的悲愤抗争

       作为陵寝的后人，已被驱逐出宫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反应最为激烈。他听闻祖陵被掘的消息后，在天津的张园设下祭坛，痛哭告祭祖先，并对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员发出严厉质问。以溥仪为首的清室遗老们四处奔走，呼吁严惩凶手，追回国宝。他们的努力虽然在社会道义上获得了广泛同情，但在政治现实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这场盗掘事件，也极大地刺激了溥仪，加深了他对民国政府的仇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投靠日本、建立伪? 的政治选择。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他们的抗争是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微弱呼声。

       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谴责

       东陵盗案不仅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也迅速登上了世界主要报纸的版面。西方和日本的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普遍持谴责态度，将其视为一种野蛮的、破坏人类文化遗产的行径。这些国际舆论给当时的中国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同时，国际文物市场对这批突然出现的顶级中国古董表现出了“高度兴趣”，客观上助长了文物的外流。一些外国收藏家和机构，或许正是在此时收购了来自东陵的珍宝，使得它们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或私人藏家手中。

       后世研究与档案挖掘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和历史学者对东陵盗案进行了更为系统、客观的研究。学者们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宫廷档案，包括《内务府奏销档》、《贡档》等，试图从中找出关于裕陵、定东陵殉葬物品的原始记录。同时，他们也重新分析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报道、法庭审讯记录以及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尽管由于原始档案可能不全，且盗案后记录中断，完整的清单已不可得，但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可能被盗物品种类、规格和数量的认知，让那段模糊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流失海外珍宝的零星浮现

       一个多世纪以来，偶尔会有疑似东陵文物在世界各地的拍卖会或博物馆展览中现身。例如，一些特征极为鲜明、工艺等级明显属于清代宫廷造办处的顶级翡翠玉雕、金器或刺绣品，当其流传记录模糊且突然出现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便常常被怀疑与东陵盗案有关。然而，要确凿证明某件物品就是来自东陵地宫，难度极大，需要严格的流传有序证明和档案比对。这些零星浮现的珍宝，如同散落的拼图碎片，提醒着世人那场浩劫的存在，也刺激着人们不断追寻它们的下落。

       对中国文化遗产造成的永久创伤

       孙殿英盗掘东陵，其破坏性远不止于物质财富的损失。首先，它是对考古学原则的彻底践踏。盗掘过程粗暴野蛮，破坏了地宫的原始结构和历史信息，许多文物在抢夺中被损坏，与原始摆放位置、组合关系相关的考古价值荡然无存。其次，它撕裂了一段完整的历史证据链。乾隆和慈禧陵寝中的随葬品，是研究清代鼎盛时期宫廷礼仪、工艺水平、审美趣味乃至对外交流的实物宝库。它们的流散，使得这部“地下的清史”变得支离破碎。最后，它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后，各地军阀、土匪对古墓葬的觊觎和盗掘之风一度更盛，给中国的地下文物带来了深重灾难。

       历史教训与当代文物保护启示

       东陵盗案已经过去近百年，但它留下的教训至今发人深省。它暴露了在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时期，文化遗产的极度脆弱性。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权、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完善的法律体系，再珍贵的文物也难逃厄运。此案也凸显了文物追索的长期性与复杂性。那些流失的宝物，或许正静静地躺在某个异国他乡的展柜中，追索它们需要外交、法律、学术等多方面的持续努力。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此案不断警示我们，必须将文物保护置于国家安全和文化战略的高度，通过科技与法治手段，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绝不容许历史悲剧重演。

       一个永不终结的追问

       “孙殿英盗了多少宝物？”这个问题，或许永远得不到一个精确到个位数的答案。它已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象征着在那个混乱年代里，一个民族对其珍贵文化遗产失控的痛楚。我们所能知道的，是那一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是凝聚了无数能工巧匠心血、承载着三百年清朝历史信息的艺术瑰宝。追寻这些宝物的下落，不仅仅是计算其价值，更是试图缝合一段被暴力撕裂的历史，找回我们民族记忆中被夺走的部分。尽管追索之路漫漫，但每一次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研究，都是对文化尊严的捍卫，也是对未来的郑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