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汉和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为什么说法不一呢?_知识答疑

汉和帝作为东汉中期君主，其历史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本文通过梳理其执政时期的政治举措、军事成就与社会矛盾，分析其既开创"永元之隆"盛世又埋下外戚宦官专权隐患的双面性，揭示评价分歧的深层原因。

       永元之治的盛世图景

       建初八年（公元83年），汉章帝驾崩，十岁的刘肇继位为汉和帝。根据《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记载，这位少年天子在永元四年（公元92年）联合宦官郑众诛灭权倾朝野的窦氏外戚集团，正式开启亲政时代。亲政后的汉和帝推行了一系列善政：轻徭薄赋方面，曾七次下诏减免田租、刍稿税，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还下令借贷种子粮食给灾民；司法改革上，多次审理冤狱，要求官员"务平刑罚"；文化建设方面，命班固等人续修《汉书》，扩大东观藏书规模。这些措施使得当时"齐民岁增，辟土世广"，被史家称为"永元之隆"。

       军事扩张的辉煌战绩

       汉和帝时期对外战争取得显著成就。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军出击北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敌军，刻石燕然山记载功勋。两年后，汉军再次深入西域，收复汉朝对车师、焉耆等地的控制权。据《资治通鉴》记载，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平定焉耆、尉犁等西域五十余国，"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这些军事胜利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恢复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秩序。

       宦官参政的制度隐患

       在诛灭窦氏集团的过程中，汉和帝开创性地重用宦官郑众参与政变策划。事成后郑众被封为大长秋，参与朝政决策，开东汉宦官封侯参政的先例。这种打破高祖"宦官不得封侯"祖制的行为，虽然短期内巩固了皇权，但为后来宦官专权埋下隐患。范晔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明确指出："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

       外戚专权的循环怪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和帝在铲除窦氏外戚后，自己却重蹈外戚干政的覆辙。其皇后邓绥的家族在后期逐渐掌控朝政，邓骘官至车骑将军，形成新的外戚集团。这种"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政治循环，暴露了东汉皇权政治的结构性缺陷。皇帝依靠宦官制衡外戚，又纵容新外戚势力坐大，导致权力在天子、外戚、宦官三方之间不断轮转，最终动摇国本。

       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绩

       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统计，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全国户籍人口达到5325万，较明帝时期增长约23%，为东汉人口峰值。农业技术方面，推广了代田法和区种法，铁制农具普及率显著提高。永元十五年（103年）朝廷下令"浚导旧渠，溉田万顷"，在汝南、九江等地大兴水利。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永元年间设立的广汉工官负责制造的漆器、金银釦器成为当时奢侈品贸易的重要商品。

       边疆治理的双重标准

       汉和帝对边疆民族采取"以夷制夷"与军事镇压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重用归附的南匈奴打击北匈奴，另一方面对西羌叛乱进行残酷镇压。永元十三年（101年）烧当羌叛乱时，护羌校尉周鲔率军"斩首三千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降者万余户"。这种高压政策虽然暂时稳定边疆，但埋下了后来羌族大起义的祸根。范晔批评这种政策"专务威猛，虽克捷有功，而人亦被害"。

       知识分子的两极评价

       汉代学者对汉和帝的评价呈现鲜明对立。王符在《潜夫论》中赞扬其"明察幽隐，权不下移"，特别肯定其打击豪强的举措。而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则指责其"宠信阉宦，开启祸门"。这种评价分歧实际上反映了东汉士大夫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立场差异：经学派看重其文化政策，清流派则批判其宦官政治。

       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

       永元年间自然灾害频发，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共发生较大水灾12次、旱灾9次、蝗灾7次。朝廷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救灾体系：永元八年（96年）洛阳饥荒时，开设常满仓平价售粮；永元十二年（100年）长江大水，派遣使者巡视赈济；永元十六年（104年）天下大旱，下令减膳撤乐。但这些措施多属临时性救济，未能建立长效防灾机制。

       法律制度的建设成就

       汉和帝时期法律建设颇有建树。永元六年（94年）下令修订《轻侮法》，限制复仇行为的合法性；永元十五年（103年）颁布《胎养令》，对孕妇减免赋税；还制定了《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防止地方势力勾结。这些立法活动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汉代法制特征，但执行效果受限于官僚系统的腐败。

       皇权继承的政治危机

       汉和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处置失当，导致东汉王朝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其长子刘胜因"有痼疾"被废，改立出生仅百日的刘隆为太子。元兴元年（105年）汉和帝驾崩时，幼主即位，邓太后临朝称制，开创东汉"母后临朝"先例。这种继承人安排完全出于个人喜好，未考虑政权稳定需要，为后来的宦官外戚专权提供了制度温床。

       经济政策的矛盾性

       汉和帝的经济政策存在明显内在矛盾：一方面多次减免田租，另一方面又通过盐铁专卖加重商业税负；一方面鼓励垦荒，另一方面却纵容豪强兼并土地。永元年间发生的十余次流民起义，如永元五年（93年）颍川流民暴动，正是这种政策矛盾的直接后果。朝廷虽然设置流民官进行安抚，但未能解决土地集中根本问题。

       文化教育的推广局限

       汉和帝重视文化建设，永元三年（91年）扩建太学，生员增至三万人；命贾逵等人整理五经异同，颁布《白虎通义》作为官方经学标准。但教育推广存在明显阶级局限性：太学生主要来自官僚子弟，郡国学规模有限。永元十一年（99年）虽然下令"郡国皆置学官"，但缺乏经费保障，实际效果有限。

       历史定位的演变过程

       汉和帝的历史评价经历动态演变过程：魏晋时期多肯定其治国成就，《汉纪》称其"虽元成之隆，莫能及也"；唐宋以后随着儒学发展，对其宦官政策批评增多；明清史家则多从皇权专制角度进行辩证分析。这种评价变迁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哲学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地域差异的评价分野

       有趣的是，对汉和帝的评价存在明显地域差异。北方士族多肯定其打击匈奴的功绩，而南方豪强则对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不满。这种分野在《华阳国志》与《风俗通义》的记载对比中尤为明显：巴蜀学者称赞其平定西南夷的举措，而荆楚士人则批评其赋税政策。这种地域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投射。

       个人性格的双重影响

       从现存史料看，汉和帝性格存在明显两面性：既有果敢刚毅的一面（如诛灭窦氏），又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如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这种性格特质直接影响其施政风格：前期锐意改革，后期趋于保守。崔寔在《政论》中分析认为："和帝初政，雷霆万钧；晚年施政，如履薄冰"。

       时代局限的必然制约

       评价汉和帝必须置于东汉中期的历史语境中。当时豪强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土地兼并问题积重难返，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已成制度性痼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改革都难以彻底成功。汉和帝的某些政策失误，实为时代条件限制下的必然结果，不应完全归咎于个人能力。

       综合评价的辩证视角

       纵观汉和帝在位十七年的统治，可谓功过交织：既创造了东汉最后的盛世，又埋下了王朝衰落的隐患；既展现出杰出的政治手腕，又暴露了性格的致命缺陷。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评价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或许我们不必简单定性为"明君"或"昏君"，而应认识到其作为过渡时期君主的典型意义——在历史转折点上，个人努力与时代洪流交织作用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