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_知识答疑

瓦窑堡会议与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关键会议。前者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后者则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具体行动纲领。这两次会议深刻影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最终走向，是理解中共抗战史的重要窗口。

       会议背景与时代召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局势危如累卵，而国内的政治局面却因连年的内战而显得复杂且脆弱。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最终在陕北站稳脚跟，但力量已遭受重大损耗。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在这一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和自身前途的战略性问题：如何应对当前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又应制定怎样的政治策略来团结最广泛的力量，共同抵御外侮？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亟待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来揭晓。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与核心决策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举行的。会议的核心成果是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critically 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当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使得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则降至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基于这一判断，会议果断地放弃了长期以来的“工农共和国”口号，正式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构想。其策略方针是：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基本力量和同盟者，动员全国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决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相应调整了各项政策，例如承诺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白军官兵等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护民族工商业，等等。这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标志着党的政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毛泽东的战略阐述与会议意义

       会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决议精神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阐述。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着重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他尖锐地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关门主义倾向，指出其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同时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瓦窑堡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成功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从理论上和政策上为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实现了党的政治策略的伟大转变。

       从和平到抗战：洛川会议的历史必然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瓦窑堡会议制定的统一战线方针，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得以实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也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国共两党在民族存亡之际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然而，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两党在抗战路线、领导权、作战方针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面对全面爆发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角色、任务和具体斗争方针，这就催生了另一场关键会议的召开。

       洛川会议的召开与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此时，战火已在华北平原蔓延，形势万分危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纲领和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其中心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险，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锐利武器，它全面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涵盖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等十个方面。

       军事战略方针与敌后根据地的开辟

       在军事问题上，洛川会议确立了基本的战略方针。会议明确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自己。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被提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决策。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一军事方针指引着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勇敢地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等一系列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如同插入敌人后方的尖刀，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逐渐发展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两次会议的内在逻辑与承继关系

       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虽然召开于不同历史时刻，侧重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和承继关系。瓦窑堡会议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总策略问题，回答了“要不要联合、联合谁”的问题，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它如同一座灯塔，在民族危亡的迷雾中指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向。

       而洛川会议则是在全面抗战已然爆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总策略的具体化、军事化和行动化。它解决了“如何抗战、怎样领导”的问题，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纲领和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特别是在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如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如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关键问题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和可操作的方案。可以说，没有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就不可能有洛川会议的成功召开；而没有洛川会议制定的具体行动纲领和军事战略，瓦窑堡会议的伟大构想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并取得辉煌成果。

       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这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瓦窑堡会议是党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制定新时期政治策略的起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洛川会议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自觉担当起中流砥柱作用，独立自主地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集中体现，展现了党的高超战略智慧和领导艺术。

       它们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成功指导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更在于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和军事基础。会议所体现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主要矛盾、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勇于进行战略转变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穿越历史的智慧之光

       回望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次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决策，更是一种在民族危难面前所迸发出的战略远见、政治勇气和务实精神。它们深刻揭示了：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分析社会矛盾，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任何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源于对国情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信念。先辈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英明抉择，犹如穿越历史的光芒，继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提醒着我们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